从争地到争路，从对立到握手。巴中经开区奇章街道八角位村，一场持续五年、涉及两家人、历经数十次调解的土地纠纷，终于在2026年初春画上句号。这起矛盾纠纷，最终化解的钥匙，不是冰冷的法律条文，而是基层工作者对民情民意的深刻洞察。

　　一道土坎，两家反目

　　从巴中城区驱车向东，穿过起伏的丘陵，便到了经开区奇章街道八角位村。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。村东头，两栋农房相距不过二十米，中间隔着一道低矮的土坎。这不到一米宽的土坎，曾让杨德明和杨军两家，成了五年的“冤家”。杨德明，52岁，妻子周秀英，52岁。杨军，50岁。两家不仅是邻居，还是堂亲关系。“以前两家好得穿一条裤子，过年一桌吃饭，农忙互相帮忙。”八角位村的老支书回忆，“谁想到为这点地，闹成这样。”矛盾的种子，埋藏在二十年前的一场土地整理项目中。2005年，八角位村实施“金土地”项目，对村里的道路进行了硬化规整。后来杨德明又修建了砖房，地界从此变了样。项目结束后，杨德明房屋西侧公路边的停车坝子、南侧院坝边的土堡坎归属，成了一笔“糊涂账”。当时两家都没太在意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停车坝子停不下几户人的车，这道土坎的价值逐渐凸显——谁家能把这米把宽的地划过来，谁家就能把路修到家门口，三轮车直接开进院坝。2021年以来，矛盾集中爆发。每年春节，两家外出务工人员返乡，就要为这事发生口角，甚至推搡抓扯。村社干部上门调解，少说也有二三十次；派出所民警出警，不下十五六回；街道办事处组织协商，一轮又一轮。每次都是双方拍桌子瞪眼，不欢而散。2025年10月后，周秀英务工返乡，开始每天往村委会跑，要求干部到场处理。12345热线，她一个人打了十多次；报警电话，同样打了十多次。有一次晚上，她干脆坐到前任村支书家门口，说“不解决好就不走”。“那段时间，看到她的电话号码，心里都发怵。”八角位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坦言。

　　二十年旧账，谁也说不清

　　2025年底，奇章派出所所长陶瑞刚到任，就接手了这个“烫手山芋”。“最难的是，双方都没有证据。”陶瑞说。他和村上干部走访了村里的退休干部、老党员，问了十几个人，都是一样的说法：2005年搞金土地项目，加上杨德明后来修房子，确实把地形改了。但过去二十年了，当初怎么划的界，谁记得清？杨德明翻箱倒柜，找不出半张证明；杨军跑遍村委会，也查不到一纸凭证。那道一米宽的土坎，在法律上成了一段“无主之地”。但矛盾不能永远悬着。2026年初，趁着两家人还没外出务工，派出所向经开区政法委、信访局、司法局、公安分局和奇章街道办事处报告，一个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化解小组成立了。

　　“我要的不是地，是路”

　　第一次联合调解，还是老样子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周秀英情绪激动，拍着桌子站起来：“我家的车进不来，凭啥让给他？”杨军闷声不响，憋得满脸通红。陶瑞决定换个办法。他把双方分开，不谈地，只聊天。“你们争这块地，到底想干啥？”他问。杨军沉默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三轮车开不回家，肥料都得一袋一袋扛进去，腰都直不起来。”周秀英那边，也是一样的话：“我们家旁边的房子一建，三轮车也进不去。我也知道村干部不容易，可年年这么扛，谁受得了？”陶瑞心里咯噔一下。回到调解组，他把这个细节说了。大家一碰头，忽然明白了——双方争的，根本就不是那米把宽的地，而是地背后的路。“土地之争，本质是道路之争。”联合化解小组负责人、奇章街道办事处副书记刘洪全说，“谁把地争过来，谁就能把路修到家门口。两家人都想把三轮车骑回家，这才是真正的症结。”

　　那块荒坡，成了钥匙

　　方向明确了，办法就有了。工作组再次到现场踏勘，发现杨德明家房屋旁边，有一块约两米宽的缓坡地。这块地确权在杨德明名下，目前是荒坡，长满杂草。“能不能把这块地拿出来，让杨军家修路？”陶瑞试探着问周秀英。周秀英一开始不松口：“凭啥？那是我家的地。”陶瑞没有急。他连着几天往周秀英家跑，听她诉苦，陪她聊天，帮她出主意。慢慢摸清了她的心思：她不是舍不得地，是怕杨军家占了便宜，自己家吃亏。“你们争的土堡坎，办事处出钱砌好后归你们使用。旁边两米的荒坡地让出来，堡坎砌好后杨军家的路从旁边走，不影响你们。你们两家都能把车骑到家门口，多好？”陶瑞一遍遍讲这个方案。讲到最后，周秀英松口了：“要是真能这样，也行。”杨军那边，也点了头。

　　“签了吧，以后还能一起放炮仗”

　　2026年2月，春节刚过。在八角位村村委会会议室，杨德明、周秀英、杨军坐到了一起。桌上摆着一份协议：杨德明家让出房屋旁两米宽的缓坡地，用于杨军家修路通行；两家争议的土堡坎归属杨德明家；奇章街道办事处和八角位村筹措资金，为两家修建堡坎、硬化路面。周秀英拿起协议，看了很久。杨军在旁边，一言不发。窗外，村委会院坝里的那棵老槐树，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已经有麻雀在跳。陶瑞轻声说：“签了吧，以后过年，两家孩子还能一起放炮仗。”周秀英别过脸去，肩膀抖了一下。她拿起笔，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杨军也签了。那天下午，陶瑞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五年了，终于签了。”配图是那张协议，和窗外刚开冻的田地。

　　三轮车开进院坝那天

　　正月新年，笔者和陶瑞再次来到八角位村。杨德明家旁边，一条新修的堡坎已经成型，水泥路面平整干净。杨军家的三轮车，正从新路上缓缓驶进院坝。一旁的陶瑞他没有说，为了这条路、这份协议，他前前后后跑了不下三十趟，电话打了几十个。他只是看着那辆三轮车，稳稳当当地开进院子。这起纠纷的化解，被记录在经开区公安分局的工作台账里：挂牌重点矛盾风险，化解时间2026年2月，化解方式多部门联合调解，群众满意度100%。但台账不会记录的，是周秀英签完协议后悄悄抹去的眼泪，是杨军搬起石头垒坎时被划破的手指，是陶瑞深夜回访时车灯照亮的那条新路，是两家人第一次在新路上擦肩而过时，那一声轻轻的“吃了没”。在基层，化解矛盾从来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判断题。它是无数次的谈心，是设身处地的共情，是找到那根藏在争吵背后的“线头”，轻轻一拉，把死结解开。那条不到两米宽的新路，通往两家的院子，也通往两颗曾经隔阂的心。（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